“如果武汉搞不定，没人搞得定。”
从2019年12月8日武汉首例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患者发病，到12月31日武汉卫健委首次披露27个确诊肺炎病例。
在这短短的23天中，武汉肺炎事件的进展始终牵动着全国人民的心。在这人心惶惶、确诊病例不断上升的背景下，网友@江宁婆婆这样的一段话瞬间便在网上掀起了千层浪。
看到消息后的网民，有人感到安慰：
有人却对此提出质疑：
说得如此玄乎的武汉P4实验室，到底是何方神圣？
P4实验室：病毒研究的“航空母舰”
根据传染病原的传染性和危害性，国际上将生物安全实验室分为P1、P2、P3和P4四个生物安全等级。等级越高，就能研究具有更大传染性和危害性的病原。
其中，P4实验室就是专门用于烈性传染病研究与利用的大型装置，也是人类迄今为止能建造的生物安全防护等级最高的实验室。
大家所熟知的SARS、埃博拉、H7N9等病毒，都是P4实验室的研究对象。因此，也有人将 P4 实验室誉为病毒学研究领域的“航空母舰”。
然而，武汉P4实验室的诞生，是用中国一系列的惨痛经历“换”回来的。
在2003年，我国暴发了流行重症急性呼吸综合征（SARS）。但最先获得SARS病原冠状病毒基因组全序列的却是加拿大基因组科学中心；最先提出快速鉴定SARS病原方案的，却是没有病例资源但有很好实验条件的德国热带病研究所。尽管我国很早就获得临床样本，但在当时却迟迟不能下结论[1] 。
更惨的是，当时的SARS病毒检测应该在P4实验室做，但是当时的中国却没有。因此，在非典时期，专家们只能去北京天桥公园旁边灰砖瓦房的食品药品检定所做实验。前沿的国家科研队伍，也在研究SARS病毒过程时发生了实验室感染事故。[3]
可见当年，在病毒的研究上，中国不仅别别人慢，安全性也比别人低。
而在今天，这一切都将随着武汉P4实验室的落成而改变。
2015年01月31日，中国科学院武汉国家生物安全实验室(武汉P4实验室)在武汉正式建成，这不仅是目前亚洲第一个正式投入运行的P4实验室，同时也标志着中国正式拥有了研究和利用烈性病原体的硬件条件。
单从外观看，武汉P4实验室与普通的科学实验楼并无明显区别。可一旦进入其中，便会发现这个实验室的确与众不同。
“盒中盒”的建构规格：
武汉P4实验室的设计采用的建筑理念类似于法国里昂P4实验室“盒中盒”结构，整个实验室为悬挂式结构，共分4层。
从下至上，最底层是污水处理和生命维持系统，第二层是核心实验室，第三层是过滤器系统，二层和三层之间的夹层是管道系统，最上层是空调系统。
核心实验室区域面积300多平方米，被厚重的金属门分隔成3个细胞实验室、2个动物实验室、1个动物解剖室和1个菌种保藏室，以及消毒室等。
不同于普通的实验室，科研人员在进入P4实验室工作之前必须要更换上专用的正压工作服，并进行层层消毒，包括沐浴、缓冲等步骤，然后才能入内，整个过程至少需要花费半个小时。[2]
目前，武汉P4实验室已经有能力去做像埃博拉病毒这一类病毒的研究工作，但是对于实验室内保藏了什么类型的病毒、数量多少、保藏在什么地方、病毒的保藏方式、做了哪些研究工作等信息一直都受到管控。除了内部科研人员，公众一般较难得知。
除中国外，全球公开的仅有法国、加拿大、德国、澳大利亚、美国、英国、加蓬（法国巴斯德所）、瑞典和南非9个国家拥有P4实验室。
其具体分工大致如下：
正因为保存着众多的烈性病毒，P4实验室的安全性要比其余实验室更加高。这个安全性来自于两个方面，一是严格的防护措施让病毒“飞”不出实验室，二是人穿着防护服工作，不会被病毒感染[3] 。
其具体表现为以下4个方面：
1.人员方面：采用正压工作服和化淋系统，人员呼吸供气都是单独管道，与实验室空气隔离开，保证人不会被有潜在污染的病原感染。
2.对于实验室可能产生的有毒废弃物，比如说空气，实验室通过有组织的负压系统和管道，能让任何有潜在环境威胁的空气都不能自然扩散。再通过两道高效过滤器，拦截空气中有害病原菌，保证残留病原不会释放出去。
3.对于固体废弃物比如纸屑、塑料管之类，实验室通过高压灭菌锅做高温灭菌、打包装袋，运到武汉市配套的医疗废弃物公司做无害化焚烧处理。
4.液体则通过双层污水管道收集到一楼的污水处理站，高温高压消毒，无害化排放到环境中。[3]
同时，一旦发生各种灾难性事件，会立即启动最高等级应急预案
因此，个人的疏漏或许会造成实验室的感染，但是除非出现重大的管理疏漏或者人为的蓄意破坏，四级实验室是不太可能会出现感染性物质泄漏的情况。
可遗憾的是，虽然武汉有国内最高级别的生物实验室，然而在本次武汉肺炎事件中却极少看到其“身影”。
最早分离出新型冠状病毒、并对其进行全基因组测序的，是千里之外的上海。
两周之后，《中国科学：生命科学》英文版发表了一篇论文，研究了武汉新型冠状病毒的进化来源和传染人的分子作用通路。这篇论文背后的科研人员，有来自上海巴斯德研究所、上海中科院分子植物科学研究中心、北京药理学与毒理学研究所和广州医科大学等单位，但唯独不见武汉P4实验室的影子。
直至2020年1月2日，武汉病毒研究所才有所“行动”，确定了新型冠状病毒全基因组序列。并在1月23日，研究出新型冠状病毒的来源。
而在最新的消息（2020年 1月28日）中，武汉病毒研究所研制出了用于研究的抗体检测试纸；同时，该所与军事医学科学院毒物药物研究所联合发现了在细胞层面上对新型冠状病毒(2019-nCoV)有较好抑制作用的雷米迪维或伦地西韦（Remdesivir，GS-5734）、氯喹（Chloroquine，Sigma-C6628）、利托那韦（Ritonavir）等三种“老药物”。 [6]
和他其他研究所相比，在这次对抗新型冠状病毒事件中，武汉P4实验室虽然显得较为“低调”，但在最后总算是给人民群众带来一些“好消息”。
P4实验室从一个名词变成眼前庞大的实验室，一路以来的“磕磕碰碰”，也从侧面反映出中国病毒研究的发展历程。
从2003年的非典，到这次的新型冠状病毒，虽然疫情还是发生在同一片土地，但中国早已不是当年的中国。
相信，在武汉P4实验室等一系列科研、医护人员的配合下，这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中国能赢得更快、更漂亮。
参考资料：
[1] 李大庆，P4实验室派何用场[N] ，科技日报，2015-02-01.
[2] 吴月辉，最高等级生物安全实验室是啥样[N] ，人民日报，2015-02-02
[3] 亚洲首个P4生物安全实验室建成 保藏若干烈性病毒，中国日报网
[4] 实验室可“降伏”埃博拉[J] ，发明与创新(大科技)，2015(03).
